阴影下的塔芒人民

由于靠近加德满都谷地,塔芒人民历来受到歧视,他们要求替代的发展模式和能够带来希望的政治结构。

一个民族,遍布各处,却无立足之地,你怎么看?每一个通过公路或步行到达或离开加德满都谷地的人都必须经过塔芒地区。在喜马拉雅地区藏缅语系的民族中,这个最大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山谷周围。巴格马蒂专区由巴克塔普尔、加德满都和拉利特普尔辖区组成,有超过51%的塔芒语使用者。

尼泊尔一半以上的山区为塔芒族所覆盖,他们在这些山岭上居住的时间比任何其他民族都长。塔芒人有自己的语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尽管塔芒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并因此而消失,但他一定曾经重要过。据一篇藏文碑文的记载,一座位于木斯塘(Mustang)的要塞建于公元13世纪,是为了抵御南方的“赛门塔芒”。

然而,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末1,尼泊尔以外的世界才听说塔芒族的存在。当年的西方游客们,拉纳总理的客人,当他们在毕姆菲地村沿着小路步行时,全然不知那些帮他们扛行李的劳工们是塔芒族。直到1932年特里布万国王和总理比姆·沙姆舍尔允许在公务员和军人名册上的塔芒人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塔芒”之后,对一些人来说,塔芒人似乎才获得了身份。

塔芒人的低调和他们村庄的贫困是几个世纪以来被共同剥削的结果。两百年前,英国旅行家弗朗西斯·汉密尔顿曾说过,“穆尔米”(又称塔芒人)被禁止进入山谷。因为塔芒人吃腐肉,他们被山谷的尼瓦尔人称为Siyena Bhotya2(吃腐肉的喜马拉雅山脉边缘的游牧民族)。汉密尔顿写道:“他们似乎在政府中从来都没有份,也不迷恋武器,却总是从事农业,或为尼瓦尔人搬运货物,是一个极其强健的民族。”。山谷中三个公国的经济命脉,依赖于贯穿南北的崎岖地带的贸易联系。搬运的需求因此而生。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塔芒人民,提供了所需的劳力。

根据汉密尔顿的说法,塔芒人的喇嘛佛教不被山谷中的占领者廓尔喀人所接受。1896年,另一位英国人瓦斯塔特编制了一份不被征召入伍的种族名单,内容如下:“Chyame,Domai, Drat, Gainey, Kamara, Kami (Lokar), Kasaii Kumal Majhi, Pipa, Poday and Sarki.。”与其他不同的是,“Pipa”并不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的名字。这是一个术语“搬运工”,是拉纳家族3(当时尼泊尔的统治者)留给塔芒人的职业。Pipa们被用来运送货物,搭建帐篷,并为军队提供其他的体力劳动,但被排除在军事编制之外。政府通过一个名为“Tipa Goswara”的仓库对他们进行管理,该仓库仍位于加德满都Singha Durbar秘书处大门附近。塔芒人被禁止从事其他职业。

对塔芒人的态度,相当符合印度教上层种姓们根据摩奴法论和印度教文献对政府统治的构想。1854年的穆鲁吉艾恩民法大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尼泊尔的山区民族引入印度教四级种姓制度之内。非印度教社区被归为洁净首陀罗等级(首陀罗为印度教四级种姓制度的最低等)。不同于不洁首陀罗等级,统治者们基于忠诚和对劳力的需要,把非印度教社区的等级又更进一步的分为马西尼·马特瓦利(可被奴役)和纳马西尼·马特瓦利(不可被奴役)。马西尼·马特瓦利(即可被奴役)越是接受印度教的精神,就越容易被赋予高一点的地位。

塔芒族没有被归为不洁首陀罗,但在洁净首陀罗等级的山区民族中,他们的地位是最低的(塔芒族被统治阶级划为可被奴役的洁净首陀罗等级,而有些山区民族则被划为不可被奴役的洁净首陀罗等级)。于是,对一些塔芒族人来说,抛弃自己的传统和信仰是有吸引力的,这样做了的塔芒人被称为古隆人。即使是今天,在廓尔喀地区,仍有许多塔芒民族中的巴赫拉·萨利·古隆人在2012年(维克拉姆时代)成为了“古隆族”。

廓尔喀人占领后,夺取了塔芒人的社区土地,并以birta、jagir和guthi财产的形式分配给了巴洪(尼泊尔种姓制度的最高阶级)和切特里(尼泊尔种姓制度的第二等阶级,侍臣阶级)。塔芒人被保留为土地的附属劳工(卡迈亚),用来耕种这些土地,近乎于奴隶。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需要再服役(jhara:一种类似徭役的制度)。

在拉纳家族的统治时期(公元1846—1851),塔芒人被统治者和侍臣阶级用作卑微的劳动力——当杜尔巴宫殿的建筑工人,被用于开辟山道、搬运行李、抬轿子、送信、运送杜纳和塔帕里(用婆罗双树的叶子制成的容器)等森林产品、编织篮子和盘子,保持宫殿清洁,维护室内环境,当园林工人,提供农耕劳力,饲养牧群,制作桑皮纸,撑伞,伺候水烟,运送货物,以及被用作出身高贵的后代的代孕母亲。保姆制度将塔恩安山的妇女,引入拉纳家族的王宫里干各种杂活,其中一些人充当了小妾。这种维系大量女仆的做法,据说在这一贫如洗的塔芒社区里引发了卖淫趋势。

塔芒族为加德满都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劳动力储备库。正是为了维持这一阵营,他们禁止塔芒人加入英国在印度的兵团,尽管特里萨利河以西的古隆人和马加尔人,以及杜德科西以东的拉伊人和林布人都是被允许的。塔芒人甚至被禁止加入尼泊尔的政府和军队。

在一本廓尔喀士兵们的手册中写道“……塔芒人是优秀的军人”,但因为他们吃牛肉,于是“更传统的格尔喀军官对塔芒人的入伍存有歧视。”然而,塔芒人受到的对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吃牛肉。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塔芒民族占领了加德满都山谷周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加德满都的统治者们感觉到了这种“包围”的威胁,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强行置于中央统治之下,充分压榨他们,使他们的社区永远无法崛起——现实也的确如此,一直延续到今天。

马拉人被廓尔喀人推翻了。继而,沙阿国王又被拉纳家族罢黜。然后,民主短暂地到来了。沙阿统治在潘查亚特制度(译者注:尼泊尔统治者利用潘查亚特制度进行君主集权并指定首相内阁议员,废除政党。)下回归。现在又是民主了。但是,尼泊尔的塔芒人的待遇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还是老样子。根据拉梅恰普/新都里地区山谷以东的一项调查,超过50%的搬运工是塔芒人。塔芒族几代人都在加德满做搬运工,近几十年来,做着推车的劳工。现今,几乎所有的人力车夫和大多数三轮车司机都是塔芒人。

山间徒步旅行业的最底层工作者都是塔芒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熟练的登山者,但登山探险队仅允许塔芒人在超过大本营的上方做最基础的工作。塔芒族占唐卡劳工的90%以上,但他们只是合同制艺术工,雇佣他们的藏族和尼瓦尔商人才是真正利润的获得者。超过75%的地毯编织工是塔芒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因灵巧的手指而备受赞誉。加德满都的坎查斯餐厅里绝大多数服务者是塔芒人。在印度大都会以及尼泊尔城镇从事肉体交易的塔芒人比任何其他山区都要更多。这些塔芒族妇女们出身于河谷北部的经济贫困地区,这种悲剧性的经济差别带来的结果就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尼泊尔人,落在了一名塔芒族妇女身上。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河谷周边的许多塔芒人通过向城市居民提供柴火和木炭来维持生计。这工作虽然很艰苦,但为这些勉强维持生存的农民提供了收入。一些环境专家批评这些塔芒族农民,认为他们应该为河谷边缘的绿化负责,然而却完全忘记了是城市的需求推动了这一贸易。与此同时,作为伐木工人,农民们不得不面对腐败的森林守卫,即使是自用,他们的准入也会受到限制。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了林地的枯竭,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大片林地的关闭,特别是Shivapuri流域地区,对周围村庄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经济贫困只会让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涌入污染的、昂贵的、漠然的加德满都就业市场。

塔芒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当“香港贸易”的步兵,经常乘坐尼泊尔皇家航空的波音飞机携带走私品。走私的巨大利润是由其他人获得的,但被抓的却是塔芒人和其他搬运工,并时常被曝光于尼泊尔电视新闻摄像机前。监狱调查显示,监狱里的塔芒人占比过高。经济萧条对心理的影响是严重的,但尼泊尔的社会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未曾涉足这个问题的研究。

尼泊尔地理学家普南·塔帕在1990年南盟关于女孩专题讨论会上发言,他告诉与会者,来自toiitwati群体中的大量妇女和女孩从事肉体交易:“一个女儿在孟买卖淫的家庭会有一个波纹状的屋顶。一个女儿是正派女士的家庭则有一座宽敞的平房”。但塔帕并没有深入探究迫使塔芒族妇女进入这个最受鄙视的职业的历史原因。

一位在加德满都编织地毯的塔芒族年轻妇女曾这样说:“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但我们却只是劳工。那些西藏人不是本国人,但是看看他们……”

也许塔芒族人天生就没有智慧和创造力,理应在尼泊尔社会中处于卑微的地位,是么?这太不可能了。他们的地位与遗传无关,一切都与故意为之的历史歧视有关。人们只需跨越边界看一眼在印度的塔芒人的成就,就可以知道在公平和机会面前他们会是如何走向繁荣的。例如,在大吉岭,塔芒族移民的后代如今处于文化、艺术、教育、政府和政治的前沿。在尼泊尔,在这些领域获得声誉和认可的极少数塔芒人,也大多来自大吉岭山区。

印度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作出安排,为“落后”部落和种姓的发展提供宪法保障。许多部落和贱民(译者注:贱民是印度教中的四级种姓制度之外的最低阶级,被规定为不洁与不可接触的人群。)利用了政府提供给“入册部落”和“入册种姓”的便利设施,但印度的塔芒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如此自信——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哪里“落后”或软弱。

现在,廓尔喀山地委员会负责大吉岭山区的事务。它是唯一一个在决策时能充分维护塔芒族权益的政府机构。苏巴士·吉星,廓尔喀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是塔芒人。

吉星、雍宗、瓦伊巴和帕克林只是塔芒族内的不同宗族的名字,在印度的塔芒人用这些名字作为他们的姓。因为在印度,部落和种姓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承认,所以那里的塔芒人可以随意使用宗族姓氏。然而,在尼泊尔,塔芒人仍然觉得有必要通过保留“塔芒”作为他们的姓来维护他们的群体认同和团结。

内心的屈服是最糟糕的失败形式。不同于其他山区民族,塔芒族或许是唯一一个承受重压的民族。加德满都的统治者不满足于仅仅忽视塔芒人,而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试图打消他们的自我形象。例如,虽然禁止塔芒人吃牛肉,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塔芒人酗酒。因为照他们的话说,这些人毕竟就是些马特瓦利而已。因此,今天的塔芒社区由于几代人的放纵饮酒,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严重削弱了。许多穷困的内地的男人和女人从早到晚都泡在伽得和燃克西(两种不同类型的米酒)里。即使是孩子也未能幸免。

当加德满都的精英们的几个儿女被发现吸毒时,就会出现对毒品的强烈抗议,政府会宣布毒品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并启动针对“毒品威胁”的应急计划。而有些社区也因毒品和酒精问题而一直整个的在无情衰落着,却无人在乎?

塔芒人的心理因此遭受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贫困、政治歧视和社会边缘化的打击。结果,他们形成了一种沉默的文化,认命了,放弃了争取。以至于许多塔芒人认为放弃他们的塔芒族的身份也没什么,因此就冒充古隆人,嘎斯人,马嘉人,拉伊人或林布人加入外国军队。即使在今天,在英国和印度的廓尔喀,甚至在尼泊尔自己的军队中,也有不少“古隆人”实际上是塔芒人。这些塔芒人由于服役和养老金记录上有古隆族或其他种族的身份,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很难再制作出公民身份证明。

如今,征服了山谷城镇的消费主义正将触角伸向塔芒腹地。加德满都的现金经济和明亮的城市灯光吸空了塔芒村庄里除了婴儿、老年人和体弱的人之外的所有人。力量、智力、技能和主动性已经从塔芒的山地流出了。这些移民来到加德满都充当着下等阶级,做着家庭佣工、地毯编织工,从事着人力车和手推车,住在破旧的棚屋或不卫生的住房里。

今天,在拉利特普尔南部的塔芒地区,有学校,但没有塔芒族学生。在帕坦市中心、乔巴迪和博达拉,本该上学和玩耍的小男孩和小女孩蜷缩在地毯上,专注于编织复杂的“手工”结,这在欧洲消费者中需求量很大。

现任内阁中没有塔芒人。为什么?在议会中,他们只占议员总数的1.8%。为什么?在任何政党中,没有一个塔芒人担任领导职务。塔芒人在政府和特里布万大学、法院系统、专家行业、教育和非政府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在军队和警察中,塔芒人只负责把守路障,在上层阶级中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

换言之,虽然他们占尼泊尔1900万人口的18%到20%,但作为一个民族,塔芒人在国家事务中几乎没有代表权。塔芒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是巴洪(尼泊尔的印度教中的最高种姓)、切特里(尼泊尔的印度教中的第二高的种姓)和尼瓦尔三个精英社群的总和。但这三个群体所占的比例是:公务员副秘书以上职务占92.8%,法院系统占93.9%,国家行政部门占93.7%,医生、工程师等高级技术职务占83.4%,占军队军官总数的87%,62%的议会下议院议员和70%的上议院议员。

加德满都的精英们从发展过程中获益,他们主要由巴洪、切特里和尼瓦尔人组成。“发展机构”正在投入巨额资金,但大部分资金被转移到精英阶级,很少落到像塔芒族这样的社区。由于国家确定的发展机制相当不充分,发展资金并没有惠及预期的受益者,而是惠及加德满都的承包商、官僚和专家们。在新建立的民主制度下,如果政治承诺仍然冷淡,交付结构保持不变,山区社区就不会有发展。结果不会比潘查亚特制度时期好。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替代发展”模式,必须调整现行宪法下的政治制度,以反映国家的实际情况。

地方政治单位必须按社区组织。“地方发展”则意味着以各民族社区为基础的自治机构制定和执行工作方案。当然,有必要进行中央计划和规划,由国家一级的单位进行监督。因此,现有的众议院是适当的,但上议院是多余的。

多数上议院议员是由政党根据他们在大选中获胜的比例选出的。这仅仅是重复了下议院已经存在的政治代表性,没有任何作用。应该做的是:上议院必须被称为民族院,组成尼泊尔的所有民族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代表,而不考虑人数。在不改变基本结构的情况下,现有政治制度是可以做到如此重大的改进的。

只有一个允许“不论大小强弱,所有社区都有代表权”的制度,才能在未来的尼泊尔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才能将所有的民族纳入主流,并最终强化尼泊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多民族并不危险,统治精英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在此,塔芒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译者注:

  • “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因本文写作于1992年。
  • “Siyena Bhotya”:Siyena指吃腐肉;Bhotya应与Bhote或Bhutia相同,意思为喜马拉雅山脉边缘的游牧民族。
  • “拉纳家族”:1846年尼泊尔军队领导人之一拉纳(Jung BahadurRana),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夺得了军政大权,使国王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从此,在尼泊尔开始了长达105年的拉纳家族统治。